谁能想到“四人帮”的倒台，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并去函上海方面，了解我们在上海的言行，追问正面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有谁能想到：贺宜、王华良除证实我们在上海没有与“四人帮”行组织上的联系和不正常言行外，还把我们当时持要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他们的意见，并承担全责任。请组织上对作者不要求全责备。同时，还直接给我俩来信安。这样，我俩便很快得到“解脱”。

“写作品，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实受，与恨，苦与乐，提倡与反对，等等，一切都隐在文章中.为了某政治需要，或是为了一时的成功而投机取巧，违背生活的真实，任意胡编造，这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为。要一个有息的文人，先要一个真诚的人。”

虽然自1976年5月与贺宜分别之后，未能再有机会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但我和他依然有着书信来往和间接的接.1978年，我的报告文学《揭开鱼生长的秘密》收湖南人民版社版的报告文学集《香飘万里》版后，我怀着激的心情寄给他，并请指教。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情洋溢的信，勉励我持基层，熟悉生活，勤学苦练，步步提。我多次从朋友里听到：近年来，贺宜患小脑神经萎缩的不治之症，笔手就抖动，痛苦异常，但他以顽的毅力，每天持写作二三百字。他为《小溪》创作了脍炙人的《神猫奇传》等大批中短篇新作。还审定修正了五卷本《贺宜文集》，约二百万字。这些，都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路上不断奋。

1987年8月于汉寿县供销社机关宿舍

正在修改《柳湖》的过程中，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逐渐被否定。这期间，贺宜连续来信，没有只字责备，只是反复闸述他对我们当面谈过的那些创作观。

贺老没有离世，他的贵人品和杰作品，像巍巍南岳山，似浦江，永远存留在天地间。

还是天，还是多雾的季节，我们坐上南行的列车，离沪返湘。

现在想来，他的话是多么刻而富有哲理呀！在讨论作品修改方案时，他总是耐心启发我们：文学作品需要虚构，加工、提炼，切忌照搬生活。但为了某政治的需要，任意违背生活的真实，也是不符合列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的。我国淡渔民实现陆上定居的这场改革，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行的，我们在创作时，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他讲这些话的气很婉转，可叫你能够明白地听其中的意。这是因为他当时所的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不得不采取的必需的策略手段。当时，我没像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领会得透彻，我能觉到，他是不赞成我们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背景下来写的。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都很固执，始终持自己的观。他的发言次数不断增多，而且一次次拉长，还辅以动作，企图让我俩领会他的意图。可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俩更固执己见的人了。这样讨论了十多天。最后，贺宜言简意明地说：

说这话时，他显得激动难捺，满脸红，手足发抖，镜也到了鼻梁尖。

活，了解生活，要拖到何时才能书呀？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作品改好，定稿、付印。我送他到门，他转握住我的手，意味长地说：“小杨！别急。你看过妈妈鞋吗？鞋好歹，不在于把鞋底和鞋帮拢来的那几下，而在于一针一线地纳底。这是我搞了几十年写作的会。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