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于同样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这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局限，但作为一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可惜的是，这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是被很多现代人盲视。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肯定不包括《母与蜗》等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小。

端起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纭往事，一白开也就变得百味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

在人满为患的刚条件之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如果没有控制人之策如计划生育、独主义等等，如果也没有增加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发明杂稻等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古，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和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宽严皆误，一如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不过，福祸相因，利弊相成，喝开未必就没有恶果？

*最初发表于2003年《读书文摘》杂志。

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条件——包括喝开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人的寿命很长，人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下就不会好事变坏事？比方说，中国没有欧洲十五世纪前一次次行病疫造成的人大减，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的大动力——从某意义上说，发明浪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禁一类瞎折腾，但人劲繁又构成大人压力，构成了大的粮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拒新、家族制度等等都变得顺理成章。一旦粮现缺，人命如草、官贪匪悍、禁主义、战祸连绵等等也就难以避免……这样想下来，足以让人心烦意和不寒而栗。十七世纪末，一些传教士从空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太少，委实可怜。他们不知，如果不是行病疫使欧洲人减至六千万以下，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放？另一位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贱，官员们不坐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靼小”。他不知，当这个国家的人从清代初期的一亿再次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远远超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主义也就难免空而遥远。一旦陷这困境，不有多少好官，不有多少好主义，社会离灾荒和战这一类人剪除大手术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2003年6月